一个只有11名工作人员的非常设机构，在短短数月内，掀起了一座县城的吏治风暴。安徽砀山县干部作风、部门行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（简称“两风办”），在一次检查活动中，把近7成的县直机关单位定为“不及格”。此外，这个机构还公开通报多名实权部门负责人，多名相关领导、公职人员被免职或开除（8月4日《新安晚报》）。
　　有专家认为，砀山“两风办”的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实质性成效，主要是因为县委、县政府主要领导支持、“两风办”敢得罪人以及“两风办”自身建设过得硬。笔者对此实不敢苟同。
　　如果我们沿着“两风办”的权力线向上寻索，就会发现这条看似颇有作为的权力线，最终只是牢牢拽在个别权力人手里，自然更不是被约束在精密设计的制度体系之中。换言之，“主要领导”一时的想法和一时的决心，决定着“两风办”的一切作为。这种“绝对权力”显现的一时的人治效果，怎么可能实现长远的廉政？
　　笔者甚至敢说，这种情况下“两风办”的敢得罪人也是绝对靠不住的——既然是绝对权力，既然少数人足以决定一群官员的仕途，他们今天敢得罪人，明天就同样敢大搞“寻租”，这是自古以来诸多绝对权力机构共同演绎过的蜕变之路。至于“两风办”自身建设过硬，则更似无稽之谈。没有财产公开，没有人大监控，仅有挂在嘴边和写在纸上的“绝不向被督察的单位伸手”，这个临时机构所谓的“自身建设过硬”，又能坚持多久？
　　“香港胜在有ICAC。”对于廉政建设，内地很多地方都欲学习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，这本是一件好事。可惜的是，画虎不成反类犬，没学到法治的精髓，却学来了人治的怪种——把法治条件下香港廉署只对特首负责的高度独立性，移植到没有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的环境下，就成了唯领导意志是从的绝对权力性。而这种“领导一重视问题就解决”的模式，又岂是香港廉署的“优势”？
　　类似砀山“两风办”这样的机构，其实很多地方都曾出现过。一开始也都轰轰烈烈，后来随着权力意志的嬗变，不是沦为“空壳”就是转向反面。所以，要问砀山“两风办”距离香港廉署有多远，关键不在于看这个机构对谁负责，而要看看机构设置下隐藏的监督机制完善程度的差别。